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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

  • 时间:2019-11-12 21:30:44 阅读:4568
  • [向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人物致敬]

    学者成为学者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知识的不懈追求。中国人民大学名誉一级教授、著名刑法学者高铭暄就是一例。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他一直从事刑法教学和研究。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博士顾问,从而结束了新中国无法培养自己刑法博士的历史。2016年11月,早稻田大学还授予高铭暄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对中日刑法学术交流的贡献。

    他的一生与刑法有关,参与了新中国的刑法立法。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也是学者的唯一出路。

    1951年,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被护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他听取了四位苏联专家的演讲,他们系统地教授他们苏联刑法。四位老师不仅讨论了一般原则和子规则,还进行了一些辅导和一些学习方法的教学。直到今天,高铭暄仍然清楚地记得四位老师的名字。“最好的洛娃,来自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达曼,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称圣彼得堡大学;另一位是莫斯科大学的妮可·雷耶夫。如果吉尔吉斯主要从事物证技术,他也从事一些刑法,他也来自莫斯科大学。”高铭暄回忆道:“两年来,中学里也有一些基本理论。当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课,他们还学习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哲学。这被称为四大理论。除了这些基础理论课之外,我们还听取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际部门同志的报告。”

    两年的基础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任务繁重,刚毕业留校的高铭暄在人民大学的推荐和任命下加入了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始于1954年,结束于1979年。高铭暄和他的同事克服困难,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终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的起草工作。任务有多重,工作有多严格和细致,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只有“从1954年10月到1957年6月,在这段时间里产生了22项刑法条款草案”。高铭暄回忆道。他是唯一从头到尾参与整个过程的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不记得我提出了多少立法意见和建议,收集和整理了多少参考资料,起草、修订和完善了多少次每一项刑法规定。”

    第一部刑法正式实施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许多单独的刑法,对刑法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大多数刑法的起草工作,包括发表意见、提出立法建议和要求纠正不适当的条款,这些都得到立法机构的高度赞扬。

    近20年的立法实践磨练了高铭暄,使他逐渐从法学院毕业生成长为立法战场上的“老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法律需要向过去学习。高铭暄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无论是修改原有法律、编纂新刑法,还是归纳和创立刑法总则,高铭暄始终积极参与立法工作。

    1996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刑法修改座谈会,高铭暄在会上提出了减少死刑的明确建议。新刑法通过后,他多次受到媒体、教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司法部门的邀请,讲授和宣传新刑法。

    除了立法工作,作为学者,新中国刑法学科的发展壮大也体现了高铭暄的心血和汗水。他承担了《刑法》、《中国刑法》等高校教材的编写工作。他还在自学考试、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等不同级别上负责编写国家刑法教材。60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教学的第一线,探索自己培养学生的方法:“三严四能五能”相结合。“三严”是指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培训,“四个能力”是指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研究能力、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五个结合”是指将学生的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全面掌握与深入关注、借鉴国外学习中国、个别学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他曾经写了一个16字的横幅:“传道授业,培养人才,应用世界经验,永远造福人民”。虽然它是送给早稻田大学校长的,但也可以看作是他生活的写照。

    (记者姚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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